电信体制改革方案公布后,业内资深专家陈金桥即撰文“电信新局起航”,评价此次改革“尚未正式实施,就已经实现了一系列突破:政府换届后,积极主动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基础设施产业和公益性产业的体制改革;前期咨询论证时间最长、参与范围最为广泛的电信体制改革;改革目标、实施范围最为宽广的电信体制改革;涉及四大家国内外公众上市公司资产变动,实施难度空前的电信体制改革;第一次以政府部门联合公告形式来推动实施的电信体制改革”。目前电信改革已经进入实质实施阶段,政府应该如何监管以保证改革顺利进行?记者日前采访了刚从瑞士日内瓦回来的陈金桥博士。
记者:本次改革的中心目标是改变市场失衡状况,优化竞争格局。您认为重组后的电信市场格局将会如何?改革预期目标能否实现?
陈金桥:本次改革具有系统性、复杂性,优化竞争格局只是目标的主要组成部分。业内普遍估计,今年10月底11月初以新公司组建、上市公司合并设立为标志,以资产重组、企业整合为第一阶段重点的改革内容将基本完成。影响重组后竞争格局的因素很多,进行预测具有很高风险,短期内,我认为弱势运营商力量会得到明显加强,在市场准入等方面的竞争环境得到较大改善,技术革新和网络升级换代成为影响市场主体力量消长的重要因素。重组前的市场主导力量中国移动将面临市场环境、竞争对手、管制政策等三重挑战。
如果以本次改革需要完成三大主要目标(推动自主创新、优化竞争格局以及保持国际竞争力)而言,要取得完全成功绝非易事。如果假设市场需求环境长期有利,配套管制政策效果明显,市场竞争进入良性循环,那么可以断言改革一定会最终成功。问题在于,过程将会十分艰难,同质、同资国有电信运营商是否能够走向产权多元化、非国有资本(民资和外资)能够发挥多大作用,很可能会影响改革进程及最终结果。
记者:改革目标的实现依然取决诸多因素。您认为本次改革哪家企业将是最大受益者?消费者的利益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
陈金桥:以本次改革的全部内容来观察,没有任何一家电信运营商是纯粹的受益方或受损方,从不同角度、不同时期来观察,也许会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如果将此问题简化,只考虑短期利益、机会的增加或风险、负担的减少,那么我以为新联通集团似乎在2年内是最大的受益者,依据在于不错的网络资产出售收益、人员剥离,摆脱双网运营的负担,以及即将获得的产业链相对领先的WCDMA技术标准的牌照。
消费者利益是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任何改革如果不能在长期内提升消费者福利将注定无法成功。在可预见的2~3年内,电信消费者的选择权似乎缩小其实扩大,因为从过去的五大家专业性运营商改组为三大全业务运营商集团;此外,影响消费者自由流动一项最重要的限制——不能携号转网即将寿终正寝;三大全业务运营商将借助综合的网络资源优势、技术升级换代的契机将中国通信产业推向宽带多媒体服务的新阶段;企业自主权扩大后,更加市场化的定价机制将为消费者提供个性化、定制化的灵活资费方案;随着运营商资源、能力的增长,客户获得的服务将更好。
记者:重组后发放三张3G牌照,是否会形成新的重复建设?日前国家审计调查发现由于缺乏统筹规划,重复投资问题突出,网络资源利用率普遍偏低,通信光缆利用率仅为三分之一左右,您认为重组后这个问题会好转还是恶化?政府如何引导企业进行资源共享避免新的重复投资?
陈金桥:网络型产业的投入产出模式与传统的制造业大不相同,甚至存在重复投资与有效竞争的长期悖论。其他行业很少有竞争者之间存在依赖对方资源的情况,因此每一家企业都无法独立完整地向自己的客户提供所有可能的服务,除非回到独家企业垄断供应的市场结构。在政府管制下进行有限度竞争,这是电信业的基本前提。目前我国在局部地区、局部领域、局部资源等方面,确实存在资源整体利用效率低下、投入产出回报不高的现象,所以国家审计署对于电信行业的审计判断并不错误,这一评价将国内电信行业长期存在的投资主体单一、产权结构单一、竞争手段单一等问题表象化,促使我们思考能否从体制层面解决所谓重复投资、重复建设的深层次原因。
从绝对意义上分析,市场主体数量减少当然有助于降低投资总量,减少重复建设。如果政府决定发放3张3G牌照,势必会在未来形成3张全国性的移动通信网络。为在不降低网络覆盖和服务质量的前提下减少投资,政府必然要通过鼓励、强制等手段来引导电信企业进行网络资源的共享,基站、局房、铁塔等资源都是较好的选择。合理的网元租售价格、共用土地的较低租金、统一规划网络路由附加交换式租售等手段都有利于减少单个企业的投资总量,但这些政策手段并不完全掌握在电信管制机构手中,尚需要综合经济管理部门、地方政府的有效配合。更加重要的是,如果能够在3G网络建设(特别是对安全影响相对较小的业务网络、支撑网络等领域)中创造性引入非国有资本,将大幅度减少国有资本投资领域的相互重叠,对国有资本投入产出收益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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